新中国舞蹈60年：舞跃华夏 美溢神州

2010年03月03日 13:56  舞蹈家协会 责任编辑：迅小编  点击：1119  我有话说(0人参与)

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剧照
 

 一、60年弹指一挥间，60年舞蹈花绚烂。

 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经历长期战乱，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舞蹈，濒于衰落与失散。除了自宋朝以来被保存容纳于戏曲的部分尚有专业演出之外，民间舞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潜存于广泛的民俗生活之中。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推动社会变革的新浪潮，舞蹈做为一种新文化形态，也更新了观念开始涌动：二、三十年代黎锦晖等新型的歌舞剧流行于城市；李伯钊在中国苏区组织起革命的歌舞；三、四十年代吴晓邦掀起新舞蹈运动；戴爱莲积极对边疆民间舞蹈的收集与演出；康巴尔汗、贾作光等对少数民族舞蹈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蓬勃的群众秧歌运动，都在抗日救亡、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洪流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舞蹈艺术踏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l949至l966年是当代中国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新一代舞蹈工作者意气风发，掀开了中国舞坛最初的序幕。他们随着时代的脉搏，奋力反映当时火热的生活，创作出如《人民胜利万岁》、《乘风破浪解放海南》、《藏民骑兵队》、《和平鸽》、《草原上的热巴》、《丰收之夜》等作品。随后十年，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十分活跃的时期，尤其部队舞蹈工作者的热情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如《艰苦岁月》、《飞夺泸定桥》、《大刀进行曲》、《狼牙山五壮士》、《罗盛教》、《三千里江山》、《不朽的战士》、《野营路上》、《夜练》、《洗衣歌》、《丰收歌》等等，都是一批优秀的作品。它们以独到的构思，高昂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舞蹈形象，热情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新生祖国的幸福生活。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对濒于失传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大力的抢救，大批新舞蹈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草原、边寨深入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在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舞蹈素材中汲取营养。经过l95l年的“红五月舞蹈大会演”，1953年、l957年的第一、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和1955年的“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之后，一大批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汉族舞蹈，经过整理、编创后从广场走向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以崭新的面貌先后与观众见面。如《红绸舞》、《腰鼓舞》、《狮子舞》、《龙舞》、《采茶扑蝶》、《花鼓灯》、《荷花舞》、《跑驴》、《花鼓舞》、《大秧歌》、《春到茶山》、《采红菱》、《花伞舞》、《江南三月》等等。这些舞蹈具有较强的民俗色彩、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舞蹈同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蒙古族的《鄂尔多斯》、《挤奶员》、《盅碗舞》，维吾尔族的《打鼓舞》、《盘子舞》、《摘葡萄》，朝鲜族的《扇舞》，傣族的《孔雀舞》，黎族的《草笠舞》，苗族的《苗族青年舞》，彝族的《快乐的罗嗦》、《阿哥追》，回族的《花儿与少年》等等，它们或风格独特、韵律典雅，或情感粗犷，动律秀美，将少数民族渊远流长的舞蹈形象，如诗如画地呈现给中外观众。
 

 新中国不仅为舞蹈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大道，而且为舞蹈新秀的崛起创造了良机。这一时期，在为数众多的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并在国内外具有突出影响的是舒巧、斯琴塔日哈、崔美善、张均、赵青、白淑湘、陈爱莲、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和刀美兰。她们的表演才华与艺术成就在新中国舞蹈事业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现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她们的艺术成就在于其对舞蹈事业的真挚热爱和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舞坛“十大名家”的出现，是建国十七年间特有的舞蹈现象，她们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造诣，迄今难以逾越。
 

 同时纳入舞蹈与戏剧范畴的中国舞剧，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初露端倪，而真正得到繁荣发展，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舞蹈艺术从远古时期的巫术礼仪到舞剧这一形式的出现，经过了数千年漫长的历程。商周时的乐舞奴隶，可以说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舞蹈艺人。至秦汉宫廷乐舞盛行，曾出现过诗、歌，乐、舞以及武术杂技等为一体的“百戏”，魏晋南北朝各民族与东西方舞蹈的大交汇，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通达，为隋唐五代乐舞的鼎盛辉煌奠定了基础。当时做为宫廷乐舞的《燕乐》，拥有极大的机构，唐玄宗亲自开创的乐舞作坊—梨园，竟达五百人之多，足见其当时盛况。宋元之后由于戏曲艺术的兴起，舞蹈渐渐融于其中而淡化了独立的艺术地位，但因此也使舞蹈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舞蹈教育家在实践中把舞蹈从戏曲中分离开来，既保留戏曲舞蹈特有的形体动律，又将之动作、技巧、表情、身韵予以发展，成为独具舞蹈特征的完整体系即中国古典舞教程，奠定了创立中国新古典抑或民族舞剧的重要基础。
 

 民族舞剧最初的探索是从舞剧《盗仙草》开始的。在京剧名家的帮助下，舞蹈工作者成功塑造出白娘子的舞蹈形象。《盗仙草》的意义在于它是首部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创作的新古典舞剧。它与尔后出现的《碧莲池畔》、《东郭先生》、《海蚌姑娘》、《芙蓉花仙》等脱胎于同名戏曲的作品一道，充分显示了中国古典舞剧的魅力，为建立中国舞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有益和成功的实践。
1957年舞剧《宝莲灯》的问世，开创了中国舞剧创作的新纪元，并对当时的舞剧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蒂莲》、《刘海砍樵》、《石义砍柴》等一批民族舞剧竞相登台；革命历史及现实题材的舞剧如《黄继光》、《蝶恋花》、《秦岭游击队》、《雁翎队》、《八女颂》、《刚果河在怒吼》等纷纷上演，舞剧创作出观了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同时，少数民族题材舞剧亦有可喜的收获。像黎族的《五朵红云》、蒙古族的《乌兰保》、彝族的《凉山巨变》等，都是最早以舞剧形式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成功作品。这些舞剧将色彩绚丽的少数民族舞蹈与戏剧内容有机结合，使许多少数民族舞蹈转化为戏剧性的舞蹈形象并独具一格。
 

 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前后，三部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民族舞剧引起中外观众的广泛瞩目。《鱼美人》以华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和强大的演员阵容，令中国舞剧舞台斑斓夺目。它在借鉴欧洲芭蕾舞剧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方法上的偏重，特别是剧情的设置与中国传统的戏曲模式明显不同，其中的《蛇舞》、《珊瑚舞》等流传广泛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雷峰塔》是继《宝莲灯》之后又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它浓郁的气氛渲染、精心的意境营造、鲜明的人物刻画，不仅凸显出舞剧的重要特征，而且使舞剧充满诗情画意，给予观众由衷的审美愉悦。《小刀会》，明显拓宽了舞剧创作的道路。它以传统戏曲舞蹈为基础却不受其束缚，广泛吸收中国民间舞和武术但予以创新，特别是对武打的设计超脱程式化的表演进行了创造性变革。《小刀会》因充满阳刚之美并富于中国气派而独树一帜，使其成为中国舞剧的代表作之一。
 

 简言之，建国十七年的中国舞剧，冲破了戏曲舞蹈的樊篱，与民间舞蹈相结合，融入传统的以及国外的各种艺术手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但是其间所表现出的深受戏曲化的结构方式影响和编导手法雷同的局限性，也逐渐受到美学思想的挑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不失为一个民族舞剧人才辈出、创作活跃和硕果累累的时代。
 

 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的欧洲古典芭蕾以其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高度的形体技巧和优雅华贵的气质，被誉为人类艺术皇冠上的一颗璀灿明珠。建国后芭蕾艺术完整、系统地进入中国，始于1954年前苏联芭蕾专家的到来和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l957年该校师生排演了德贝瓦尔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是中国舞台上首部完整上演的欧洲古典芭蕾剧目。1958年，世界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隆重上演．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它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发展的新纪元，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之后，年经的中国芭蕾艺术工作者又连续排演了世界芭蕾名著《海侠》和《吉赛尔》以及《西班牙女儿》、《巴黎圣母院》、《泪泉》，体现了年轻的中国芭蕾舞编导独立创造的才华。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1964年演出的《红色娘子军》，是第一部中国芭蕾舞剧。它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首次塑造了吴琼花、洪常青等栩栩如生的芭蕾舞当代人物形象。上海舞蹈学校莅年演出的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同样是中国芭蕾舞剧的新收获。这个在我国人民中家喻户晓的故事，被成功地以芭蕾形式再现舞台，浓厚的乡土气和激昂的斗争场面，使舞剧颇具时代风采。
 

 与此同时，中国舞蹈界对东方舞的学习、研究和演出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东方舞”的大概念不囿于地缘上的划分，它实际涵盖了亚．非、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舞蹈。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成立的东方歌舞团，一方面向各国人民介绍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美的民族民间舞蹈。《拍球舞》(印度)、《八木小调》(日本)、《赞王歌》(尼泊尔)、《百花园中的仙女》(柬埔寨)、《古典双人舞》(缅甸)、《罐舞》(斯里兰卡)等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当年东方歌舞团严谨庄重的艺术作风和独一无二的演出风格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被誉为“东方之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舞蹈进程中辉煌壮丽的一章。这部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而创作的史诗，以豪迈恢弘的气势和波澜壮阔的场景，形象描绘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英雄业绩，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和力量。《东方红》中的舞蹈如《葵花向太阳》的壮美，《飞夺天险》的高超，《情深意长》的灵秀，《游击战》的轻捷以及《伟大的节日》中色彩斑斓的团结欢乐气氛等等，都为这部史诗增添着绚丽的光芒。它的成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成为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里程碑。
 

 1949—1966年，受到党和国家关怀与重视的中国舞蹈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其秉承古老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族民间的丰田沃土里扎根、开花、结果；同时也以其民族精神的博大和进取，包容并吸纳着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丰硕果实。这一时期，舞蹈工作者锲而不舍，以辛勤的汗水浇开了数以万计的舞蹈之花，奠定了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基础，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绩。
 
 

 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十年动乱，让正在前进中的中国陷入低谷，舞蹈同所有艺术一道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摧残下，民族舞蹈艺术丧失了其独立性和作为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舞蹈艺术家失去了从事创作的权利，群众也被禁止跳舞，舞蹈成为“四人帮”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舞蹈被扭曲成矫揉造作、“三突出”式的畸形怪物，完全丧失了人体动作自然美的艺术特征，真正的舞蹈艺术已不复存在。
 

  随着十年动乱的终结，舞蹈从衰败凋零中复苏过来。舞蹈艺术工作者在党的正确文艺方针指导下，思想获得了解放。他们迎向时代与生活的激流，开始了新的艺术实践。这时的舞蹈创作，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活跃，舞台上出观了一批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炯异的舞蹈、舞剧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舞蹈创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80年在大连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独舞、双人舞、三人舞比赛。这次比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一个代表队参加，二百多个中、小型舞蹈作品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与艺术创新的可喜成果。其题材所反映的生活面大大丰富，舞蹈的形式、风格和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化。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再见吧！妈妈》、《无声的歌》、《啊！明天》、《小萝卜头》（毕西园、杨昭信）、《希望》、《金山战鼓》、《敦煌彩塑》、《追鱼》、《水》、《海浪》、《金色小鹿》等等丰满动人的舞蹈形象，集中概括了这一历史时期舞蹈编导们的创作风貌和成就。他们努力触及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表现、揭示人的心理，也敢于在作品中直接表达他们的自我感受，寻求富有哲理性的内涵。如表现残疾人孤独、绝望到终获人生温暖的《友爱》；经历磨难、挣扎、奋起而追求理想的《希望》；描写一位“文革”中的受难者在临终前发出控诉的《无声的歌》；描写即将出征的战士与母亲倾诉衷肠的《再见吧!妈妈》；以及后来出现的反映摆脱宿命论而顽强拼搏、富有哲理意蕴的《命运》等等。这些舞蹈作品打破了过去单一情节化的结构模式，努力在内容与主题思想上加深哲理思维，跳出了过去舞蹈创作上从内容到形式简单化、雷同化的窠臼。
 

 同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两千多位演员演出了二十一台晚会包括一百四十多个舞蹈、歌舞、歌舞剧节目。这些真挚质朴、有浓郁风土人情和生活气息的作品，既保持了原有民间舞蹈的风格特色，又增添了新的生活内容。许多作品在吸收民间传统的内在风格和动律的基础上，被赋予鲜明的个性，给人以新的感受。蒙古族的《鄂尔多斯婚礼》、藏族的《郎莎雯波》、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朝鲜族的《刀舞》、彝族的《喜背新娘》、满族的《莽式空齐》、回族的《曼苏尔》、羌族的《羊角花开》、塔吉克族的《欢乐的帕米尔》等，都是通过恢复、整理、改编、创作，把少数民族文化的珍品保留下来，让传统民族舞蹈适应当代生活和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使我国各民族舞蹈的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北京举行。经历了六年的思考与积淀，中国舞坛涌现出一大批精品力作—《海燕》、《黄河魂》、《奔腾》、《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雀之灵》、《新婚别》、《小溪•江河•大海》、《囚歌》、《祥林嫂》、《版纳三色》、《摸螺》、《小小水兵》等，集中展现了中国舞蹈新的创作高度与演出水平。老一辈舞蹈家房进激、陈翘、刘英、赵宛华、张毅、蒋华轩、周培武等宝刀不老，杨丽萍、赵明、沈培艺、刘敏、苏时进、马跃、陈惠芬等后起之秀脱颖而出，舞蹈艺术创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5年、1998年分别在广州、杭州举行的第三、四届全国舞蹈比赛，不仅使这一重要的全国赛事确定为三年一届的常态，而且成为中国新一代舞蹈家大放异彩的舞台。《醉鼓》、《牧歌》、《拉木鼓》、《千层底》、《庭院深深》、《川江•女人》、《母亲》、《小河淌水》、《蔗林深处》等作品加强了舞蹈形象内心世界的刻画，优美的肢体语言更加显现出人类情感与人文精神的光芒。而黄豆豆、于晓雪、山?、邱辉、刘震、刘晶、李青、姜铁红、杨旭康等舞坛新星和陈维亚、丁伟、邓林、谢晓咏等优秀编导的崛起，标志着新中国舞蹈事业第四代、第五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部队舞蹈工作者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优良传统，先后推出了《英雄》、《珠穆朗玛》、《士兵进行曲》、《壮士》、《哈达献给解放军》、《云上的日子》、《儿啊儿》等深刻反映部队战斗生活和军人革命精神的优秀作品。在舞蹈艺术院校，生动的教学实践催发出师生们的创作激情，《残春》、《一个扭秧歌的人》、《黄土黄》、《木兰归》、《黄河》等最终都写入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史册。
 

 自汪齐凤成为首个在世界芭蕾舞比赛获奖的中国演员之后的二十年里，年轻的中国芭蕾舞演员接连不断地在一系列国际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唐敏、欧鹿、王才军、辛丽丽、杨新华、蔡一磊、刘军、谭元元、朱妍、张剑、范晓枫、孙慎逸等在巴黎、洛桑、莫斯科、瓦尔纳、大阪、纽约等著名的芭蕾舞比赛中摘金夺银，为国争光。
 

 现代舞系统进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但中国的现代舞舞蹈家们进步迅猛，像邢亮、桑吉加、高成明、滕爱民、刘震、王媛媛、王玫、高艳津子、余粟力等都在法国、日本、白俄罗斯的国际现代舞大赛上夺得或编导或表演的最高奖项，显露了出众的才华。
 

 据不完全统计，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上世纪末，全国各地舞蹈艺术团体创作演出的民族舞剧、舞蹈诗及大型歌舞乐舞作品，达一二百部之多。其中受到普遍赞誉和欢迎的代表作有：《文成公主》、《奔月》、《凤鸣歧山》、《红楼梦》、《木兰飘香》、《岳飞》、《铜雀伎》、《玉卿嫂》（香港）、《阿诗玛》、《土里巴人》《春香传》、《边城》、《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长白情》等等。其中的舞剧部分以建国后十七年所开创的民族舞剧艺术实践为起点，以中国历史故事和古典文学名著为题材，形式上以中国古典舞为基轴，吸收民间舞蹈之长，因此在演出中备受肯定和欢迎。较之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舞剧作品，这一批舞剧在艺术表现力、形式和风格上均有新的发展和提高，大多数剧目脱离了戏曲程式的影响，结构方法与艺术表现也更具有舞剧艺术的特征。尤其重要的是，不少舞剧语汇破除了旧的程式，使舞剧人物的独白性、对白性的动作语言，更富有鲜明的戏剧性格和心理情感色彩。由于编导大胆吸收、运用多种不同门类和元素的表现手法，大力发挥舞台美术的综合效果，使这些舞剧的演出丰富多采和悦人耳目。
 

 其间，民族舞剧创作题材上一个突出特点，是涌观出一批以古代历史乐舞为内容的作品。许多舞剧编导和创作集体，掀起了研究、学习中国历史舞蹈的热潮，他们寻根溯源，挖掘和恢复历史上已被湮没的舞蹈文化。如1979年创作上演的《丝路花雨》，是以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形象为基础，再现了唐与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歌颂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深厚情谊。尔后，又创作了再现唐代乐舞的《仿唐乐舞》、《长安乐舞》，以及以古代中原楚国出土文物编钟为素材的《编钟乐舞》等。这些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历史乐舞题材的作品，显示了艺术乃至历史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一种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与创新。这些作品使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乐舞艺术重放异彩。
 

 少数民族舞蹈的编导和歌舞团体，在这一时期也创作了许多反映自己民族生活或以民族文学作品为题材的大型舞剧。如傣族的《召树屯与楠木诺娜》，藏族的《卓瓦桑姆》、《热巴情》，苗族的《灯花》，满族的《珍珠湖》，蒙古族的《英雄格斯尔可汗》，彝族的《咪依鲁》等等。这些舞剧展现了本民族特定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促进了各民族舞蹈由单纯的民间歌舞形式向具有戏剧内容、综合多种艺术手段的大型舞剧发展。
 

 此外，中国舞剧还显现出另一个重要特点即许多编导创造性地运用芭蕾艺术形式，创作了一批表现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作品。例如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祝福》、《阿Q正传》、《魂》，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芭蕾舞剧《林黛玉》，根据巴金、曹禺作品改编的芭蕾舞剧《家》、《雷雨》，及根据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改编的芭蕾舞剧《鱼美人》、《粱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和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这些由中国编导自己创作的剧目，表现了文学名著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内容，具有尖锐的戏剧矛盾和鲜明的人物性格。这些剧目注重舞剧的文学基础与戏剧情节，并且吸纳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题材的芭蕾艺术作品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还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各族舞蹈家不畏艰辛，深入到各地区的偏远山寨，挖掘寻求古老的民族民间舞蹈资料，用文字、图片、电影、录象、记谱等方法，把那些传统舞蹈的动作、形式、音乐、服装、道具全面记录下来，并从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是一部包含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民间舞蹈资料的宏篇巨制，是我国舞蹈艺术的百年大计和重大基本建设。它将对我国各民族舞蹈艺术遗产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成为民族舞蹈艺术创作的丰富源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舞蹈艺术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可喜局面。一方面在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的道路上，多元化的中国民族舞蹈艺术显示了无穷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受新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特别是外来舞蹈文化的影响，中国的舞蹈艺术作品在风格、样式上发生了变革。新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舞蹈流派正在中国舞坛萌生。
 
 

 三、世纪之交，经过长期筹备的中国舞蹈“荷花奖”正式创立。这一中国舞蹈艺术的权威性奖项，旨在繁荣舞蹈创作，推出舞蹈新人，鼓励舞蹈创新，发展舞蹈事业。“荷花奖”开始对中国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芭蕾舞、当代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校园舞蹈以及舞剧、舞蹈诗进行全面的梳理。力图通过评奖，正确引导舞蹈创作、舞蹈表演、舞蹈理论和舞蹈活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荷花奖”的创立，使中国舞蹈艺术（包括群众舞蹈活动）拥有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像电影“金鸡奖”、音乐“金钟奖”、戏剧“梅花奖”一样，中国舞蹈“荷花奖”迅速成为全国各族舞蹈家和广大舞蹈爱好者共同瞩目的盛会。分别在北京和宁波举行的首届和第二届“荷花奖”评奖大获成功，不仅收获了舞蹈《顶碗舞》、《阿惹妞》、《踏歌》、《走•跑•跳》、《天边的红云》、《牛背摇篮》、《看看》、《萋萋长亭》、《旦角》等和舞剧舞蹈诗《妈勒访天边》、《闪闪的红星》、《大梦敦煌》、《妈祖》、《士兵旋律》等这样的经典之作，而且涌现出武巍峰、杨云涛、吴佳琦、万马尖措等一代新人。孙颖、海力倩姆•斯地克、陈维亚、赵明、丁伟、马琳、王勇、陶春、苏自红、色尕等老中青三代舞蹈编导家共襄盛举，使中国舞蹈“荷花奖”甫始便旗开得胜。
 

 迄今，“荷花奖”评奖已成功举办了六届。舞蹈《士兵与枪》、《小城雨巷》、《红河谷•序》、《邵多丽》、《弦歌悠悠》、《俏花旦》、《岁月如歌》、《盛装舞》等，舞剧《霸王别姬》、《风中少林》、《阿炳》、《二泉映月》、《瓷魂》、《红河谷》、《风雨红棉》、《关东女人》等不断为中国舞蹈的绚丽画卷增添光彩。第七届“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蹈比赛即将在国庆60周年前开始，那会是欢庆新中国舞蹈60年光辉成就的节日。
 

 与此同时，分别于无锡、厦门、成都举办的第五—七届全国舞蹈比赛，成为新世纪中国舞蹈的又一亮点。舞蹈创作更趋活跃、舞蹈新人层出不穷、舞蹈观念日新月异—是2001至2007中国舞蹈创作的重要特征。从《咱爸咱妈》、《风吟》、《扇舞丹青》、《红色恋人》、《也许是要飞翔》到《海那边》、《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地方》、《鸟仔》、《都市印象》包括《壮族大歌》、《鼓舞声声》等，现代意识或称现代舞蹈创作理念，已深刻融入青年编导们的舞蹈思维。这不仅是舞蹈创作传统模式的更新，也需要广大观众欣赏习惯的改变。而艺术创作上的百花齐放，无疑是中国舞蹈的进步。
 

 作为全国各族舞蹈家团结合作的组织，中国舞蹈家协会对中国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舞协在积极筹备创建“荷花奖”的同时，还举办了一系列产生重大影响的舞蹈活动。1995年的“金秋风韵”舞蹈晚会，80岁的舞蹈大师戴爱莲携贾作光等老一辈舞蹈家亲自登台再现辉煌；1996年的“青春旋律”舞蹈晚会，杨丽萍、黄豆豆、冯英、迪丽娜尔等舞坛新星光彩照人；1998年的“小荷风采”舞蹈晚会，数千名少年儿童展现了舞蹈事业的美好希望。特别是2009年7月，“向祖国汇报—全国新农村少儿舞蹈展演”在北京隆重举行，舞蹈的花朵正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盛开，其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社会影响不言而喻。
 

 在21世纪初始的年代，中国舞蹈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专业艺术演出异彩纷呈，群众业余活动波澜壮阔。从社区街巷到农村场院，从军营校园到休闲广场，到处可见欢舞不息的人群。扭秧歌、跳国标、耍街舞、闹社火，已成为人民大众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据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负责人透露，该会每年一届的全国锦标赛到今年已是23届，每届比赛都会有数千对选手参加，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选手，足见群众的舞蹈热情。在一次向普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在“你所知道的舞蹈人物”栏下，大多数人提到两个名字，一是杨丽萍，二是张继钢。杨丽萍以美仑美奂的《雀之灵》风靡世界，近来更以亲自策划、制作并主演的《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轰动舞坛。杨丽萍是第一个成功走向市场的中国舞蹈家。张继钢因《千手观音》走进亿万观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及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成功令其家喻户晓，尔后执导京剧《赤壁》让更多舞蹈界之外的人熟悉了他。加上他《黄土黄》、《壮士》、《八桂大歌》、《一把酸枣》等的舞蹈艺术成就，张继钢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人物绝非偶然。他们是21世纪中国舞蹈的标志性人物。
 

 如烟往事，已终结成一个令人感奋的舞蹈时代。60年回首，人们不能忘记舞蹈前辈拓荒辟野的丰功和他们创基立业的伟绩。吴晓邦、戴爱莲、康巴尔汗、贾作光等一代宗师，以博大的舞蹈思想，精湛的舞蹈技艺，杰出的舞蹈创新和常青的舞蹈生命，成为新中国舞坛的先驱和楷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舞蹈日见成熟的脚步更加豪迈。六届“荷花奖”、七届全国舞蹈比赛、八届“桃李杯”、十届《孔雀奖》，生动展现着中国舞蹈的光辉历程。60年中国舞蹈花团锦簇、万紫千红，一代代舞蹈大军正本清源、汇纳百川。勇于创新的艺术，正是充满活力的艺术；不断进取的舞蹈，才是大众欢迎的舞蹈。

 舞跃华夏，美溢神州。中国舞蹈希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