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 | 颜以琳：苏东坡居儋时期书学与书翰探析

2026年03月23日 20:40  苏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点击：49  我有话说(0人参与)

引 言:

作为北宋著名书家，苏轼生前其书法功业已名传四海，专仿“苏书”者亦有名氏可考。宋人即曾多次发出“苏书真赝相杂”之叹。苏轼在海南写下的《渡海帖》亦曾有人置疑是他人“赝作”。然而，苏轼书风，特别是晚年渡海、儋州三年所成就的独特风格，是人格、学养、经历与书写环境等多方面集合所成，非他人所能达到。

 

精神：“一有而傲四无”

 

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苏轼自雷州渡海南下，达琼州岸后，肩舆行琼、儋间，七月初二日，苏轼到儋州（时属广南西路昌化军）。苏轼时年62岁。绍圣五年（1098）正月二十三，苏轼书陶潜《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付过，和潜韵。二月，朝廷置局编录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等“悖逆”罪状成书，由蹇序辰主其事。三月，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充广南西东路察访，监察迫害苏轼兄弟二人。是月，董必议遣人过儋，苏轼被逐出官舍，买曾氏地南污池之侧，起屋五间，约五月间，屋成迁居，名桄榔庵，居邻天庆观。此年六月，宋哲宗改元元符元年。此时苏轼新房桄榔庵基本完工，苏轼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即《家书承寄帖》（拓本）云：

 

《晚香堂苏帖》载苏轼《家书承寄帖》（拓本）（李公羽供图）

 

家书承寄示，感!感!但得达，七十日敢言迟乎?贱累极荷大庇，未易言谢。孙子疮病遂愈，皆出余荫。但中间失一孙，迁徙中增牢落耳。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夏无絺葛，冬无炭，独有一穷命耳。以此一有而傲四无，可乎?聊发千里一笑也。轼再启。

 

《与友人一首》,始见于明陈继儒《晚香堂苏帖》,无标题，首句为“家书承寄示”。元符元年东坡居儋，子孙自惠州北归宜兴，作此简。“夏无絺葛，冬无炭”，絺，细葛布、细葛布做的衣服。

 

东坡“一有而傲四无”表现出极端窘况境地之无奈与旷达。连用四“无”，把物质匮乏写到极致；却忽然翻出滑稽一笔，穷命成了唯一“财产”，还要拿它去傲那四样没有的东西。这是典型的东坡式幽默：把悲苦写成笑话，把潦倒写成豪气。一句“聊发千里一笑”，既是对友人，也是对自己——千里之外，他要把这苦笑寄过去，共你破颜。全文不足百字，却把谢、悲、慰、旷层层写尽。最动人的是那股“倔强生气”：愈穷愈病愈流离，他愈不肯低头，偏要“拿命傲四无”。千载以下，读之仍觉眉宇轩昂，纸上有声。

有陋室栖身后，苏轼读《晋书-隐逸传》尤勤，以寄托隐逸心意。七月十六日，作《跋渊明祭文后》，表达了对隐逸高士陶渊明的崇敬。九月七日，书《陶淡传》、《郭文传》语。陶侃有济世安民之心，官至太尉，而孙辈却有道士陶淡，曾孙辈则有隐士陶潜等，“祖暴孙隐”，祖之“热”，恰成孙之“冷”。同日夜坐，录温峤问郭文语，记录的是东晋名士温峤与隐士郭文的一段对话。它以极简的问答体，层层递进地展开了一场关于“隐”与“仕”、“情”与“无情”、“生”与“死”的深刻思辨。东坡录此，隐逸之志袒露无疑。九月八日，苏轼读《晋书-隐逸传》董京事，作书记之。其中有句云：“彼达人者不与我同欲恶，则其观我之所为，亦欲如我之观鱼鸟矣。”当局之谜，旁观者清，世事莫不如此，人生亦然。东坡此记，便把晋人“超然之骨”与“悲悯之怀”一并写出。九月二十七日，苏轼作《书海南风土》，东坡此则札记，“物无不腐坏”，似在叹老畏死；末尾却翻转成“百余岁岂足道哉”，把“寿夭”两字一把抹倒。一呼一吸之间，暗暗点破庄子“无隙”之旨。“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十一月二十五日，《书阮籍语》。阮籍把礼法君子比作“群虱处裈”：虱子以裤缝为“吉宅”，君子以法度为“安身”，东坡以为，阮籍笑虱，其实自己也是虱，“出入往来于衣裈中间者也”。逃得裤缝，逃不得裤；跳得出礼法，跳不出人间。所以“安能笑裈中之藏乎”？东坡以禅宗之眼把裤与缝一起看破：不死守一缝一裤，人生方通透。煮茶、写字、种药、教书，此所谓“火里栽莲”，虱而佛，佛而虱。“以为将来君子一笑”之意正在此。

 

东坡居儋时佛道兼修，元符二年（1099）三月二十四日，作《书城北放鱼》。

 

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于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曰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南无宝胜如来。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观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

 

元符二年（1099）四月十九日，苏轼在“食无肉，病无药，夏无絺葛，冬无炭”环境下，曾与子苏过共行道家辟谷说。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首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辟谷之法以百数，此为上，妙法止于此。能服玉泉，使铅汞具体，去仙不远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从上述记载来看，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之下，苏轼贬居儋州时，多修佛道，特别是对道家养生之术和隐逸之举情有独钟，也实为环境与心境使然。佛家尤其禅宗尚“空”，老庄思想尚“无”，晋朝思想以庄禅一体化之玄学为主，苏轼尝以“渊明后身”自诩，岭海时期，此念更得以确认。

 

书法：“醉笔得天全”，无意乃佳

 

元符元年（1098）九月十二日，苏轼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慰。苏轼《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一《试笔》云：

 

子石如琢玉，远烟真削黧。入我病风手，玄云渰凄凄。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蜡屐阮，又如锻柳嵇。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蝗。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

 

“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蝗。”即描绘了东坡此时作书之状态，亦反映出东坡书学观中“醉”与书法之看法。“无意于书乃佳”是苏轼书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思想，“醉”是实现无意途径和手段之一。在醉的状态下，人的潜意识凸显，着意消退，书乃自然。

 

苏轼《评草书》云：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

 

苏东坡不止一次讲到：“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苏轼《跋王巩所收藏真书》云：

 

僧藏真书七纸，开封王君巩所藏。……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

 

1064年十二月，从凤翔返京途中，苏轼在长安收藏家安师文家亲眼目睹《争坐位书藁》时，由衷的发出赞叹：“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竒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苏轼“瓦注贤于黄金”“如没人之操舟”的典故来源于庄子，《庄子·达生》记载：

 

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㱪，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庄子借孔颜答问阐明心有挂碍和心无挂碍对人做事的影响。善游泳的人可以忘却或无视水的存在，善潜水的人，则可以忘却或无视舟的存在。原因何在，心态自然平和而无挂碍也。赌博中用瓦作赌注和用黄金作为赌注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用瓦片作赌注，人会不太在意，因此赌技能正常发挥。若用黄金作为赌注，人会非常在意，一旦过于在乎，心态失衡不平和，往往发挥不利。因为有所矜重，“矜则重外，外重者内拙”。“出于自然”是有道者的重要特征，“心无所矜”方能不计巧拙，将老子的“大巧若拙”熔铸于对庄子的解释，可解苏轼论颜鲁公《争座帖》时所说的“瓦注贤于黄金”与“信手自然”之论。鲁公“不复课其工拙”的结果正是能够“信手自然”，故鲁公书真有“大巧若拙”之美，于《东方朔画赞碑》可见一斑。

 

苏轼不但以此论书，且以此为作书之秘诀，“吾书臆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受东坡此论影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縁，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工拙。”苏东坡、黄庭坚不但受到鲁公书法影响颇多，此处二人“无意”、“信手”、“不计工拙”的书法观，显然传承自鲁公书学观念。只是苏黄二人有意识的把“无意”讲了出来。另外，米芾与苏、黄此论也很接近，在安师文家见颜鲁公《争坐位帖》真迹后，米芾讲：“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米芾之所以最为推崇《争座位帖》，正是因为颜鲁公此书“意不在字，天真罄露”。这与苏轼“无意于书”，黄庭坚“不计工拙”，同一个意思。

 

苏轼《书张长史草书》云：

 

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

 

苏轼认为，张旭醉后能作草，依然有醉醒之分别心，而书圣王羲之无需借助酒力，是已无醉醒之别。“醉”不是酒力，是“我”字脱落；“天全”不是完美，是本来无一缺。笔才离手，已不知手；手既不有，笔亦不有；唯有一痕墨光，直下如瀑。到此，方信“天全”只在放下处。

 

苏轼对自己“醉书”甚为得意，以为醉后所作远胜醒后有意之书。他作《跋草书后》：

 

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

 

《题醉草》：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

 

又有《题七月二十日帖》吹嘘道：

 

“江左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仆亦以是日醉书五纸。细观笔迹，与二妙为三，每纸皆记年月。是岁熙宁十年也。”

 

熙宁十年（1077）苏轼41岁，在徐州任，对醉书五纸非常满意，“与二妙为三”，自认为可以与晋初名家卫瓘、索靖相媲美。

 

苏轼还多次醉后作书，以元丰年间在黄州时尤其为甚。元丰四年（1081）苏轼有《书郑君乘绢纸》云：

 

仆谪居黄州，郑元舆君乘亦官于黄。一日，以此纸一轴，求仆书云：“有故人孟阳，酷好君书，属予多为求之。”仍出孟君书数纸。其人亦善用笔，落笔洒然，虽仆何以加之。郑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许。后数日，适会中秋，仆与客饮江亭，醉甚，乃作此数纸。时元丰四年也。明日视之，乃绢也。然古者本谓绢纸，近世失之云。

 

元丰六年（1083）苏轼有《书唐林夫惠诸葛笔》云：

 

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寄仆，每束十色，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林夫又求仆行草，故为作此数纸。元丰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题。

 

元丰七年（1084）苏轼有《书赠徐大正四首》（之一）记：

 

此蔡公家赐纸也。建安徐大正得之于公子。来求东坡居士草书，居士既醉，为作此数纸。

 

中国哲学中有礼乐文化，欧洲哲学有梦醉之说。礼与梦具有理性特征，乐与醉则具有非理性因素。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酒神精神（Dionysian）和日神精神（Apollonian）一对核心概念。酒神狄奥尼索斯，象征陶醉、狂欢、本能、毁灭与再生。醉是其心理特征：拆毁日常秩序，让个体在“解体”中直面世界本质的混沌与永恒轮回。忘掉个体界限，与生命本源合一，在痛苦与毁灭中体验狂喜。打破形式，直抵情感与生命冲动。太阳神阿波罗象征光明、理性、秩序、克制，其具有清醒、节制、追求完美的外观与形式等特征，把混沌的世界美化为可感、可把握的形象，使人在“外观”中获得宁静。在艺术领域两分法体现为理性主义（日神）与浪漫主义（酒神）。

 

从苏轼对“醉”和“无意识”的推崇来看，毫无疑问，苏轼为浪漫主义艺术家。醉，不是“失去意识”，而是意识回到它最初本来之自然面目，以合于造化，使心达于庄子所谓“心斋”、“坐忘”之境。庄子谓之“坐忘”，禅家谓之“无位真人”，皆是“心斋”异名。心斋不是“使心空”，而是“本来无心”；无心而万物自来照，来去不留痕，此便是庄子之“虚”，亦是禅门之“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尼采那里，“醉”(Rausch) 并不是简单的“失去意识”，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无意识”更准确地说，是“日神式自我意识的暂时解体”，从而让更深层、更丰沛的生命能量直接涌现。由此来看，尼采之说近乎苏东坡之观念，而苏东坡之观念源于庄子与禅宗。

 

苏轼在海南书法真迹唯一流传至今者乃《渡海帖》，元符三年（1100）六月十三日，宿澄迈，与赵梦得之子书《渡海帖》。释文如下：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於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忽忽留此帋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

 

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此帖为苏轼晚年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用笔厚重，肥而劲，笔画浑圆，绵里裹铁，有万钧之力；字势欹侧，取法李北海，此书豪迈威猛，如老熊当道，百兽震惶。可称得上司空图豪放所云，“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此帖较《洞庭中山二赋》信手放纵，末四行有《黄州寒食帖》之自由境界而笔法更加纯熟。黄庭坚《跋伪作东坡书简》所谓，“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元代著名书画家郭畀（1280-1335），极其赞赏东坡海外北归之后的书法新意：东坡先生“晚岁自儋州回，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奇鬼搏人，书家不可及也。”《晚香堂苏帖》中，亦载郭畀这一评价。

 

此境与东坡此时心境和工具都有关系。从心境来讲，北归对东坡来说是意外惊喜。苏轼渡海时有诗句云，“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东坡渡海入儋州时不意有北归之日，故有“九死南荒”句，三年而归为意料之外。北归对于苏东坡心境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北归后《书赠孙叔静》云：

 

今日于叔静家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喜事。

 

此处所云诸葛笔亦是一喜事，东坡素爱诸葛笔，然岭南无此佳笔。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惠州时曾有感慨，《书岭南笔》云： 

 

绍圣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过水西，见卖笔者，形制粗似笔，以二十钱易两枝。墨水相浮，纷然欲散，信岭南无笔也。

 

北归后在孙叔静处得诸葛笔，苏轼喜出望外，《书孙叔静诸葛笔》云： 

 

“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 

 

魏元忠乃唐武则天、中宗朝著名宰相，以刚正敢言、长于边事著称。史载魏元忠被系狱中，受倒悬之刑，便自我解嘲说：“我命薄，譬如骑驴而坠，足挂镫不得脱，为驴所曳耳。”后人遂以“骑穷相驴脚摇镫”比喻处境窘迫、左右支绌，动辄掣肘。苏轼在海南时，携带的上等毛笔尽皆腐败，只能用当地粗硬的鸡毛笔。“骑穷相驴脚摇镫”意在说明工具不称，笔锋钝涩，运笔艰涩，恰似魏元忠所言“骑穷相驴脚摇镫”的狼狈之状。在宋人题跋、书信里，常见以“骑驴”“摇镫”自嘲笔力不济。

 

苏轼书此时之笔，必然是“旧所赍笔皆腐败”，是否“至用鸡毛笔”未可断言，然书此时亦当笔毫柔弱“拒手狞劣”， 而恰恰是劣笔粗纸友人书，东坡方合于其所谓“无意于书乃佳”，“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

 

东坡此时所用墨亦当与潘衡自制之墨。元符二年（1099）四月十七日，苏轼有书潘衡墨。《书潘衡墨》云：

 

金华潘衡初来儋耳，起灶作墨，得烟甚丰，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远突宽灶，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尔。其印文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皆精者也。常当防墨工盗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胶定，当不减李廷圭、张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二十三日，苏轼与潘衡一同制墨，墨灶火发，差点将房屋烧毁，救灭得佳墨五百丸。十二月二十八日，作《记海南作墨》：

 

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仍以遗人，所不知者何人也。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纸。

 

又作夜赋《夜烧松明火》：

 

岁暮风雨交，客舍凄薄寒。夜烧松明火，照室红龙鸾。

 

快焰初煌煌，碧烟稍团团。幽人忽富贵，繐帐芬椒兰。

 

珠煤缀屋梢，香𣿉流铜盘。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烬残。

 

齐奴朝爨蜡，莱公夜长叹。海康无此物，烛尽更未阑。

 

十八公，即松字拆解。松明是指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燃以照明。风雨交加之夜，寓舍无烛，便点燃松明照明。火光熊熊，一时满室生辉；俄顷松脂燃尽，唯余灰烬。东坡由眼前之“盛衰倏忽”，联想到历史上两个同样“由盛转衰”的人物，晋代豪富石崇（小字齐奴）与北宋名相寇准（封莱国公）。石崇曾以蜡烛当柴烧饭，寇准每夜宴客，庭中蜡泪成堆；二人后来皆败。寇准更被远贬海康（今广东雷州），传说其地连松明亦不可得，夜长烛尽，无限凄凉。诗人借此抒写自己虽处蛮荒，却能以松明火自照，于寂寞中见旷达；同时也暗寓世事无常、荣枯瞬息之慨。

 

潘衡来海南凡一年，制成“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何蘧《春渚纪闻》卷八云：

 

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晋韦仲将、宋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东坡作《书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圭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

 

苏轼亦自云其墨堪比李廷圭实为夸大之语，苏轼生平喜大言，不足为信。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云：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过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时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法，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是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觐上下也。

 

潘衡来海南不假，与东坡制墨亦真，而苏过所言更可信。潘衡“盖后别自得法”，所谓“海南东坡墨”，不过是借东坡之名为噱头而已。故可知东坡以牛胶所和之墨实为粗糙之墨，远非东坡所谓“与廷圭不相下”。

 

元符三年（1100）正月，尝饮于黎子云及其弟家，应其兄弟之请，题字甚多，惜未能传世。二月，作《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三首》：

 

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

 

散木支离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缠。不须更说能鸣雁，要以空中得尽年。

 

倦看涩勒暗蛮村，乱棘孤藤束瘴根。惟有长身六君子，依依犹得似淇园。

 

这三首五绝是苏轼为儿子苏过所画枯木竹石而题，既可独立成章，又首尾贯通，层层递进。诗中“老可”“六君子”“淇园”皆有典；“涩勒”“瘴根”等字带有岭海风烟，与苏轼晚年儋耳贬居的处境相表里。先逐一疏通典故、名物，再串讲全篇旨意。

 

“老可”即文同（字与可），善画竹；“小坡”指苏过，时侍父在儋州。首句说前辈能写竹之形，次句赞儿子兼能传石之神。三、四句化用佛典：僧人自谓菩提日长，却仍将心境付与卧轮（禅宗六祖惠能语）。诗人借此暗示：画虽可传形传神，终究还要返照自心；一切形相，终归空寂。

 

枯木支离，却得自全；枝条盘屈，似欲相缠。诗人说：不必再羡“能鸣雁”（《庄子》中鸣雁因善鸣而见杀），须学枯木之无用，以全其天年。此章以木石自比，写“无用之用”的哲理，映带首章“空寂”之旨。

 

“涩勒”是海南山野多刺之竹；“瘴根”指湿热蒸郁中的老根。前两句写儋州蛮村荒恶之景；后两句陡转：唯有画中六竿修竹，猗猗长身，依稀似故乡淇园之风致。淇园在卫地（今河南淇县），自古多竹，《诗·卫风·淇奥》所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乃中原士大夫精神家园的象征。诗人把荒村乱棘与“淇园”并置，愈显出北归无日、托意于画的一片苦怀。

砚铭：端砚铭里见忠义

 

元符元年（1098）十二月十四日，苏轼试新端砚，作《书柳子厚觉衰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二载，《苏文忠柳子厚觉衰诗帖行书十一行，尾记二行文字》：

 

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莫，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戊寅十二月十四日，试新端砚，书柳子厚《觉衰》一首。

 

此帖为书唐柳宗元《觉衰》,《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二收录。诗中写到，衰老像偷营劫寨，来得猝不及防。彭祖、老聃、周公、孔子，都挡不住时间；连“寿圣人”也不曾留至今日，我之衰又何足悲？一句“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把千古忧生之叹，化为一樽眼前春酿。暮春时节，桃李成阴，日照天绿，归鸿杳杳。诗人扶杖出门，登西林而长啸。商颂的遗音与春鸟的新吟并作，老骨里反透出少年般的快意。末句“商颂有遗音”，既指《诗经·商颂》的铿锵古调，也暗寓自己将随古圣同归，却不减高歌的豪情。

 

苏轼此时已进入暮年，感到力不从心人已老，故书柳宗元《觉衰》诗，借诗试笔砚，抒心意。轼晚年目疾、臂痛、齿落、病痔，屡见于札记；此刻提笔，腕力已衰，正与“奔走力不任”同调。故他先让柳宗元把“老”说到极处，自己只作“录诗人”，看似不动情，其实已自嘲一回。如今借柳诗一句，把“衰”与“不伤”并置，正是对自己、也是对旁观者的提撕：“老”是实境，“不伤”是心法；笔法至此一顿，老境顿成旷境。柳诗末段“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在苏轼笔下，又是一幅自画像：惠州白鹤峰、儋州桄榔庵，无处不有杖藜携酒、登临长啸之景。他借柳宗元的“商颂有遗音”，实写自己“海外亦陶然”；笔到纸末，颓唐之气全消，只剩一股春酿与松风。于是，这首柳宗元旧诗，在苏轼腕下成了暮年手卷：前半是老病并陈，后半是胸襟自宽；一管衰笔，写的却是“老而不衰”的活句。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离开儋州，与苏过、吴复古同行，至琼山过姜唐佐（君弼）家。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苏东坡约吴复古、姜唐佐品尝蕈馒头、于姜唐佐家题字之后,载：“赠唐佐端砚,并为铭。”

 

东坡赠唐佐端砚，此端砚当为元符元年（1098）十二月十四日东坡《书柳子厚觉衰诗》所试之端砚，另外苏轼还留下一首对联劝勉唐佐。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东坡属对》记载：

 

予游儋耳，及见黎民为予言，东坡无日不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北渡时诗：“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醖佳甚，求一具。临行写此诗，以折菜钱。”又登望海亭，柱间有擘窠大字，曰：“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予槟榔。予问“母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其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材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予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张睢阳，即张巡。安史乱中死守睢阳，城破被俘，仍大骂叛军，嚼齿至龈穿。颜平原，即颜真卿，世称颜鲁公。李希烈反，真卿被拘，不屈遇害；传说就刑时握拳过紧，指甲透入掌中。释惠洪（1071—1128），字觉范，俗姓彭，曾师从黄庭坚，其所记东坡之事可信度极高。 “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说明苏轼是用灯心纸书写，而非刻制砚铭。

 

后世有好事者将东坡赠砚与留言混为一谈，事情就变成了东坡赠砚，砚有“张睢阳颜平原”联句铭。明陈继儒《晚香堂苏帖》卷二十七《张睢阳十一言联语（拓本）》记载有一砚铭文为：

 

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露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李景新先生对苏轼赠姜唐佐砚也提出了质疑。2017年03月30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李景新先生《匪以玩物，维以观德——谈谈苏东坡题砚“赠唐佐”》文章，文中讲：朱玉书《琼岛珍物西蜀藏》提到三苏祠里珍藏有苏东坡谪居海南时赠给姜唐佐的一个端砚,砚的背面还有姜唐佐本人的题记：“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 朱玉书文中还说:“元符三年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路经琼州时,再为姜唐佐留墨志别,并将所借《烟萝子》、《吴志》等书还给了姜唐佐。上述端溪砚,当是东坡临别时送给姜唐佐的。”学者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亦指出：“此砚为东坡北归时赠唐佐之物,铭文亦当作于此时。”苏东坡北归行到琼州时,曾经造访姜唐佐,为其书写张巡、颜真卿联,约吴复古、姜唐佐食用蕈馒头,将心爱的端溪砚赠给了姜唐佐,并为之题写了铭文。李景新认为，朱玉书所见之砚存于四川眉山三苏博物馆,而另外一位学者马斗成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发现了类似的一方端砚。李景新认为，“既然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证明此砚的真实性,苏东坡的《端砚铭》又并非刻在砚上,苏东坡的端砚不止一块,又怎能断定《端砚铭》是为赠给姜唐佐而作呢?又怎么贸然否定《临高县志》中认为是苏东坡寓临高时所作的记载呢? 虽则如此，我们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此砚不是赠给姜唐佐的。”

 

三苏祠也有一方《东坡笠屐图》端砚，为国家二级文物。2022年10月19日，李公羽先生曾赴三苏祠专门考证此端砚。这是一方清代长方形抄手式端砚，砚长25cm，宽13cm，高9cm，两墙为足，砚堂前下方无堵，墨池宽窄适宜。该砚右侧刻东坡笠屐图，左侧刻有长篇篆书铭文，记述东坡“箬笠木屐而归”的趣事。宋漫堂尚书刻施注苏诗，摩元人所绘东坡先生笠屐图于卷端上。题云：

 

东坡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于农家假笠木屐，载屐而归。妇人小儿相移争笑，邑犬争吠。东坡自笑，所怪它吠，所怪它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六百年后，犹可想见先生。元符初居儋耳，与诸黎游无间，值于笠屐，不载年谱，当与春梦婆同为海外遗事。此砚旁有先生铭，因重托其像，已识向往，周树堂题。

 

我们认为，无论此砚是否流传于世，东坡临别赠砚并留“张睢阳颜平原”联都应为事实，然联句是用灯心纸所书，而非刻砚铭。留砚并铭之事属后世好事者为之，此事当不晚于陈继儒（1558-1639年）生活的明代万历年间。东坡生平最敬颜鲁公，以其忠义冠绝古今，“嚼齿穿龈”与“握拳透爪”皆极写形骸之愤，却又超越形骸，成为千古忠臣的共相。苏轼晚年屡经贬窜，仍以张巡与颜鲁公自励，正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写照。东坡虽九死蛮荒，然忠心不改，离开海南之际，书唐代两位忠臣事迹留于学生姜唐佐，意在与其共勉。

 

结 语

综上所述，苏东坡在海南时期，主以道家思想对待生活，此时其书法观念亦多有道家思想影响，“醉书”、“无意于书”等观念得以凸显。苏轼《渡海帖》书风与早中期之差异，根源于苏轼“无意”之书学观并海南笔、墨、纸之粗劣。然北归之时，张巡、颜真卿忠臣义士所彰显的儒家“忠义”精神从深埋之心中迸出，成为其对海南子弟姜唐佐之寄语。处江湖之远则皈依佛道，居庙堂之上则尊崇儒术，此苏东坡一生徘徊于儒释道三教之动因。

（本文入选第八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清样本，同时系202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培育课题“苏东坡书学思想研究”并2025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从颜之推到颜真卿：颜氏家族书法美学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李公羽先生指导并提供重要资料。）

 

个人简介

颜以琳，山东潍坊人，海南师范大学书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海南苏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方向：书法美学与颜氏家族文化。